（IPP评论）IPP：数字乡村建设的难关与难关
作者：智慧乡村 | 发布时间：2023-10-08
概括
自2018年1月2日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首次提出“数字乡村”概念以来，乡村治理数字赋能之路不断被质疑。
如今，数字技术融入农村生产生活不断深化。 然而，在数字与乡村治理融合的过程中，除了硬件设施外，乡镇治理碎片化、权责不匹配、乡村治理主体和治理资源匮乏等因素一直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障碍。
文本
国家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数字农村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以下简称“2022年标准指南”）。 《2022年标准指南》提出，到2025年，初步建立数字乡村标准体系，创建一批标准应用试点，形成标准支撑和引领数字乡村发展的良好局面。
一
“数字乡村”，到底是什么？
近年来，数字乡村成为热门概念。 仿佛“数字城市”或“智慧城市”已经是成功经验，农村地区也应该尽快进入数字化轨道。 在很多人看来，数字乡村一直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它至少可以缩小所谓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
事实上，数字乡村建设已经提出很多年了，政策层面也非常高。 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以下简称《2019年战略纲要》）。
2021年，中央网信办秘书处、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总局科技部办公室、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国家乡村振兴总局七部门联合发布《数字乡村建设指南1.0》（以下简称《指南》） 2021年建设指南》）。
基层数字化治理满意度有待提升。 引用：《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
2022年，中央又发布了两份文件。 2022年1月，国家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科学技术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国家乡村振兴局等十部门联合印发《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以下简称《2022年行动计划》）。 2022年8月，发布《2022年标准指南》。
这些文件从战略纲要到建设指南，从行动计划到标准指引，内容全面、内容全面。 在政策研究方面，我是一个务实、谨慎的人。 比起政策宣传，我更看重实际效果。 我自然对一切看上去不错的政策都比较谨慎。
什么是数字乡村？
《2019年战略纲要》明确了这一概念，即数字乡村是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伴随着网络化、信息化、数字化应用的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生发展和转型。以及农民现代信息技能的提高。 这一进程不仅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来源：新华社
除了理念，《2019年战略纲要》自然也提到了美好目标：加快信息化发展，统筹推进和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建立水平更高、结构更优、可持续性更强的农村现代化经济体系； 建立水平更高、结构更优、可持续性更强的农村现代化经济体系； 灵敏高效的现代农村社会治理体系，开创了城乡一体化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总体而言，数字乡村希望从经济体系和治理体系两大方向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 本文重点探讨数字乡村对乡村治理带来的影响。
《2019年战略纲要》第六点专门谈到“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具体包括“互联网+党建”“推进党务村务财务网上公开”“提升村级综合服务信息化水平。” 、“深化平安农村建设”、“互联网+公共法律服务”、“政务服务”等方面。
如果本文件只是概述这些内容，那么下面的文件详细讨论了这些内容，特别是《2021年建设指南》中涉及的内容，在《2022年行动计划》和《2022年标准》中讨论几乎一致指导”。
因此，接下来我会根据《2021建设指南》来讨论数字化治理能力的可能性。
二
数据+基层治理，一场闲置的“数字游戏”？
一是“智慧党建”。
《2021建设指南》提出，提高县级、村级党建工作一体化、智能化、信息化水平，运用数据分析手段，及时跟踪了解基层党建工作进展，不断改进党建管理的高效性和科学化水平。 。 重点解决农村党组织分散、党员流动性大等问题，实现农村党务管理智能化应用场景。
党的建设引领执政，把党的建设摆在第一位。 然而，农村党的建设的核心问题不仅仅是了解党员的信息（这很容易），而是如何真正提高党员走群众路线的能力。
目前，一些地方所谓的智慧党建还不能回应党建的核心诉求。 说到底，无非就是党务的汇报、记录、形式化。 农村党的建设消耗大量人力、财力，却无法转化为有效的基层治理能力。 它已成为一种闲置的文字游戏和数字游戏。
随着交通和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多像何成田这样的“新农民”回到家乡创新创业
来源：新华社
二是“互联网+政务服务”。
《2021年建设纲要》提出，立足国家一体化政务服务体系，通过扩大涉农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办理比例、部署农村基层政务服务中心和站点，推动政务服务向基层延伸。农村地区实现“涉农政务服务”“网上办”、“立即办”、“一处办”。
在政务服务方面，很多地方以便民为名，将大量行政工作转移到农村，而没有相应的人力、财力，造成村级治理的行政化。 看似政府与村民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但实际上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却变得疏远，因为干部主要完成上面的考核任务，坐在办公室里“服务”已经成为一种常态。逐渐成为一种常态。
目前，农村数字化并没有让政府更加了解农民，反而可能让他们更加陌生。 虽然政府有一些数据，但不说这些数据的真实性，农民也是活生生的人。 只有通过经常的接触和互动，我们才能与他们建立深厚的感情，才能真正理解他们、被他们接受。
三是村务网上管理。
根据《2021年建设指南》，网上村务管理主要包括村务财务网上公开、“互联网+村民自治”等内容。 通过互联网平台公开村务财务信息，征求村务决策意见，接受公众监督。
通过网络公开信息、征求意见、接受监督，自然是好事。 但这些信息手段只能作为辅助措施。 更重要的是，需要更多面对面的讨论和参与。
为什么？
一方面，不少村民数字素养不高，线上有效参与困难； 我们不能总是按照城市的标准来要求农村，否则数字化就不是一份礼物，而是一座高墙。
贵州省龙里县兴石镇大研村村干部（右）指导村民使用“贵州村规”APP。 来源：新华社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数字化参与存在时滞、不对称、容易两极分化等问题，不利于乡村治理的有效发展。
所谓延迟，是指对话信息难以得到及时反馈，有时会加剧群众的焦虑情绪。 所谓不对称，是指由于技术、时间等因素的差异，网络上呈现的对话更容易造成双方信息不对称。 强势一方的信息流往往会掩盖对方的信息。 所谓两极分化，是指网络上参与的活动人士往往是有意见的少数人。 多数人没有意见，不会发出声音，很容易导致问题的极端化或扭曲。
在基层，我们还是需要更多面对面的沟通，哪怕只是吵架。
四是基层综合管理信息化。
根据《2021年建设指南》，主要包括基层网格化治理、社会保障综合管理信息化、法治农村数字化； 通过互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基层综合治理深度融合，构建立体基层综合治理联动体系，实行网格化服务管理，提升基层“预测、预警、预防”能力综合治理，为农村基层防范风险、化解矛盾、打击犯罪、保障农村居民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需要指出的是，充足的信息很重要，特别是在预测、预警和预防方面。 但一方面，基层综合管理的信息化需要巨大的成本。 为了收集这些信息，村干部会耽误自己的工作，本末倒置。
每个人都知道充足信息的价值，但很少有人考虑充足信息的成本。 毕竟，信息不会自动运行到您的计算机中。 特别是对于复杂多变的乡村治理，所涉及的数据更不可能通过自动化处理。 大多数采集方式都离不开人工采集。 谁来收集它？ 自然是村干部。 结果，为了获得充足的信息，村干部整天忙着收集信息，哪里有时间做群众工作？
另一方面，如何处理好技术路线和群众路线的关系数字乡村建设的政策支持，一直是一个难题。 在讨论数字乡村时，我们必须始终思考一个根本问题：技术进步是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还是让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座孤岛上？ 如果数字乡村让大家不用亲自开会就能做好治理，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五是农村智慧应急管理。
根据《2021年建设指南》，主要包括农村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和农村公共卫生安全防控。 通过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对突发事件的事前防控、事件响应、事件处理和善后恢复进行管理和处理，实现有效预防灾害、快速解决突发事件、高效利用应急资源，最大程度保障农村居民人身财产安全。
良好的应急管理体系的核心在于健全的常规治理体系以及常规治理体系快速向应急管理体系转型的能力。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对于通过常规治理体系可以解决的问题，必须采取各种临时应急管理方式，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此外，常规治理体系和应急管理体系难以有效改造，造成各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对于传统治理体系来说，数字化的关键是打破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 虽然提出了很多年，但至今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 例如，关于疫苗信息，各省之间没有信息。 村民在其他省份接种了疫苗。 App上无法跨省同步信息。 村干部需要一一打电话确认。 一直到村民们恼火至极，干脆给村干部打电话。 黑名单。 信息无法跨省同步。 这显然不是技术问题。
数字化有好处吗？ 当然。 但我们需要了解数字化的目的、成本和风险。
如果数字化没有达到可靠的目的，数字化的成本太高（除了财力，更重要的是大量牺牲村干部的时间），而且没有针对数字化风险的应对方案，那么数字村庄不可能转化为基层治理能力。 相反，有可能形成一个又一个治理陷阱：看上去很美，但掉进去就很难爬出来，慢慢就寸步难行。
*本文原标题为《数字乡村能否转化为基层治理能力？》 发表于《社会科学杂志》1867期第2页。标题为编辑所加。
【本文来源于互联网收集，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果侵权请联系站长进行删除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