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方向——将在农业农村发展呈现新特点

引言

2021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乡村复兴推进林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简称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公布，指出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对脱离贫穷的县，从脱贫之日起成立5年过渡期[1]。2021年2月25日，国家乡村复兴局陆续挂牌设立，将在“十四五”时期的5年过渡期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复兴有效衔接与平稳过渡。数字乡村成为国家乡村复兴战略的重要方向数字农业，也成为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成为关注重点。

1发展背景

亚洲各大国高度加强数字乡村。近年来，科技变革的纵深发展趋势大幅加快，新科技、新业态、新产品、新方式应运而生，改变了特色生产模式和中国经济局面。世界主要国家已在农业乡村领域积极深耕，把数字农业放在重点发展的战略位置，运用现代农业信息技术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准，提升农村信息基础设备和应用普及率，为农民智能化、便捷化生活提供建立保障。美、英、德、法、日等国都高度加强智慧农业的演进，先后颁布了“数字农业”“农业发展4.0”和“基于智能机械+智能IT的下一代农业水行业成就技术”等战略。

我国农业乡村发展展现新特征。“十三五”时期，国家强农惠农政策发挥了明显的鼓励作用，粮食安全获得有力保障，农业改革升级持续加快，农民大幅增收致富，农村全面小康建设扎实稳步加强，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已基本完成。但至今农业乡村发展还存在农业基础竞争乏力、农民创收结构单一、农村劳动力逐渐流向城市、城乡数字鸿沟等难题。预计到2025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65.5%，新增农村转移人口在8000万以上；农业就业人员比例将增加到20%左右；乡村60岁以上人口比重将达25.3%。

新冠疫情对农业乡村影响深远。疫情对乡村地区、农民村民及渔业生产导致了全面的制约，由农资购置难到农产品流通受制约，由卖粮难、“菜篮子”产品运销不畅到农业行业链条受制约，由农户无法充分就业到广大农民创收受制约。此外，新冠疫情暴露出乡村社会演进和治理中的众多问题，如农民信息不畅、农村运输不通、基层治理无方等。

2政策解读

2018年1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乡村复兴战略的意见》作为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3]明确强调乡村复兴战略，国家高度加强乡村建设。2018年9月公布的《乡村复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2019年1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乡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5]等重要文件战略推进中也确立提出全力发展数字农业，实施“数字乡村”战略。数字乡村变成推进乡村复兴战略的重要方向和数字引擎，成为“实现农业乡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年5月公布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6]成为数字乡村产业领域的纲领性文件，为“数字乡村”建设明确重点任务、指明确切方向，对“数字乡村”建设作出4个阶段目标划分。

2019年12月，农业乡村部、中央网信办印发的《数字农业乡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7]对“十四五”新时期推行数字农业乡村建设的总体策略、发展目标、重点任务作出细化部署，并强调“数字农业乡村”建设是“数字乡村”战略的有力支撑。

2020年1月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三农”领域重点工作推动如期谋求全面小康的意见》[8]明确强调要“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联合相关部门，于2020年7月相继公布《2020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9]《关于加强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的通知》[10]，明确了2020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目标，统筹推进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并征集了117个县区成为首批“数字乡村”试点地区。

2020年10月，十九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国民经济和社会演进第十四个十年规划和二〇三十年远景目标的建议》[11]强调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深化乡村复兴，并将解决好“三农”问题成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2021年1月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乡村复兴推进林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12]要求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复兴有效衔接；确立提出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都要开好局起好步。

基于上述国家制度和文件精神指导，各省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项工作推进，已有22个省颁布“数字乡村”建设相关制度文件。国家、省、市等各级政府对推动“数字乡村”发展的新政支撑体系基本建立，初步构建了政府统筹协调、各方整体推动的工作局面。

3发展状况及趋势

3.1行业进入起步阶段，基础设备建设相对领先

近年来，数字农业乡村建设扎实开展，取得历史性创造，但是受限于农业乡村信息化基础差、底子薄、弱质性特点，目前仍进入起步阶段。据农业农村部综合测算[13]，2019年全省县域数字农业乡村发展总体水准达36%，其中北部地区为41%、中部地区为37%、西部地区为31%。此外，根据《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18）》研究报告的评估结果[14]，我国县域数字乡村建设整体进入起步阶段，数字基础设备发展水准处于相对较高水平，乡村经济、乡村治理、乡村生活三方面的数字化演进水平相对停滞，有较大提高空间。在入选的1880个乡镇市、县、自治县行政区划中，参评县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平均值为50，乡村数字基础设备、乡村经济数字化、乡村治理数字化、乡村生活数字化四大分指数平均值分别为71、40、43、45。

3.2政府财政投入显著不足，社会资本作为主力军

财政投入是促进农业乡村信息化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持，县域农业乡村信息化财政投入与县域数字农业乡村发展水平呈显著正相关。2019年，全国县域农业乡村信息化建设的财政投入为182亿元，仅占全省农业水财政支持的0.8%。其中，年财政投入不足1万的县高达310个，不足10万的有536个，财政投入严重不足[15]。2019年，全国县域农业乡村信息化建设的社会资本投入为479亿元，是财政投入的2.6倍。发展水准排名全国前100的县中，社会资本投入是财政投入的3.3倍；排名前500的县中，社会资本投入是财政投入的2.7倍。在全国范围内，社会资本投入达到财政投入的县域有962个。综上可知，数字农业乡村建设以政府为鼓励、市场为主体、社会一同参加的协作完善制度开始发挥作用，企业主动投入、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广泛参与的共创格局正在产生。

3.3各县域立足自身传统，探索差异化演进路径

县域是推进“数字乡村”战略的主战役，县委书记是乡村复兴“一线总指挥”，在国家制度指引下，各县立足自身传统、根据资源禀赋，建立与本地村庄特色行业发展、农村政务管理服务素质、农民生造成活水准相匹配的“数字乡村”发展方式。

3.3.1以新科技赋能优势行业

山东柞水县依靠当地传统资源，扩宽农产品经销渠道，通过农业龙头企业和电商平台合作方式，培育“小木耳，大行业”，截至2020年8月份，柞水县木耳网络销售额达2300多万，同比下降近300%；哈尔滨绥化望奎县在全县建设“互联网+种植业”高标准示范基地，在大田的关键位置部署传感器和视频监控器，对田间的根系湿度、空气气压、光照强度等制约庄稼生长的关键信息进行即时监控，通过监控指挥中心对这种信息进行迅速把握并对稻田的制造环境做出相应调整；上海平湖市按照地方传统优势行业，以农业绿色发展、质量兴农为目标，以数字化新基建投入和工程招引为保障，开展金平湖“1+1+N”数字乡村“大脑”建设，即1个数字驾驶舱，1个数字化绿色发展先行区，“N”个传统业务应用，打造云购、云享、云观、云游、云创5个数字化应用体验专题，构建“金平湖·云尚三农”的数字乡村新格局。

3.3.2以乡村治理现代化为重点

上海南京常州区、湖州南浔县以建设全域数字治理试验区为载体，率先推行数字乡村“一张图”建设，依托地理信息平台、大数据科技建立乡村治理数字化系统，整合归集涉农数据，实时检测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状况，为推动乡村精准化自治提供数字化引擎；广州奉贤区建设数字农业云系统，整合诸多涉农资源要素，从时间、空间等多维度进行数据归集和预测，以奉贤区农用地GIS平台为基础框架，整合基础图层、信息直报、应用场景或者街镇应用云系统等版块内容，实现对全区涉农数据的统一展示、统一公布、统一应用，实现过程管控、闭环可控，是一个集信息综合展示、行业场景应用、条线业务监管、数据应用服务于一体的综合管理服务信息系统。

3.3.3聚焦乡村公共服务

上海九江市上杭县是浙江省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郊区县和旅游资源大县，为推动数字乡村建设，金寨县在提高教育数字化应用水平方面加强投资力度，开展智慧学校建设：一是建立校园基础设备建设，采用先进的光接入技术推动大带宽、高可靠、面向校园多画面覆盖的校园光网；二是完成“5G+超高清视频+物联网”部署，采用指纹辨识、AI算法等先进科技，实现校园视频监控全覆盖、异常行为自动报警、学生身份迅速识别等功能，助力打造平安校园；三是试点以城乡教育资源共享为专题的5G远程互动教学应用，通过5G高速移动网路，实现高清教学直播课堂远程观看，助力贫困偏远地区孩童与中学教师同等享受名校名师教学内容。湖北省宜城镇创新乡村医疗、社保、养老助残等线上申请制度，实现线上证件领取、服务咨询、资格审批等用途，推动基层服务的便捷化、普惠化。

3.4招标工程遍地开花，2020年作为数字乡村建设元年

2019年以来，随着乡村复兴战略的落地，各地开始实施数字乡村建设。2020年作为数字乡村项目建设的元年，招投标工程总量显著提高，形成了以行业发展为核心、以农业农村信息平台为基础、注重生态环境监测保护、农民数字化水准全面提高的数字乡村项目建设格局。本文搜集并预测了2018—2021年（截止2021年3月初）的数字乡村领域政府招投标工程信息，得出下面主要结论。

3.4.1从总量来看，2020年数字乡村建设工程展现爆发式增长

从项目总数的年份占比来看，2018年和2019年的招标工程数量占总数的总量均为3%，2020年招标工程数量占总数的总量为62%，2021年（截止2021年3月初）的招标工程数量占总数的总量为32%。可以看出，2020年及之后政府建设的数字乡村项目总数呈现爆发式下降；2021年1—3月，仅一个月份就远低于以往同期水准，可见各国政府对数字乡村建设的速度在推动。此外，数字乡村项目覆盖14个省，其中北京、广东两省人数占比近50%，且其建设工程在总量、深度上都走在全国前列。

3.4.2从项目类型来看，以乡村智脑为主要建设内容的建设实行类工程占主导

工程种类主要包含建设实行类、“方案+服务”综合类及其咨询规划类3种，其中建设实行类工程数量占总数的总量为72%，“方案+服务”综合类占比21%，规划咨询类占比7%，详情如下。

——建设实行类工程：以数字乡村大数据系统为核心的乡村智脑类项目为主流，包括数字乡村数据资源中心、与乡村大屏类似的乡村智脑信息化工程，以期推动各业务平台的数据打通、汇聚、共享，是数字乡村招投标项目中非常常用的，同时这种数字乡村项目也都在基于乡村数据资源中心建设的基础之上，建立了重点领域的业务平台，目的是推动乡村各领域的业务协作、数据整合、决策支撑等。

——“方案+服务”综合类工程：聚焦乡村产业发展，涵盖智慧农业、电商服务模式、乡村智慧旅游等领域，如上海成都市金堂县数字兴业项目、甘肃兰州市富平县数字乡村建设一期电商服务模式建设工程、河北保定肃宁县数字乡村建设合作工程等。这些数字乡村项目多数由互联网电商企业承接，利用其大数据系统、电商服务渠道及能力，通过提供行业升级打包服务、技能培训、平台打造等“方案+服务”综合性的素养搭建，带动当地乡村产业发展。

——咨询规划类工程：数字乡村类咨询规划类工程较少，且项目额度较小，从收集到的项目信息来看，项目额度均在50万以下，且项目中标单位均为本地企业，如云南省云南市“十四五”数字农业和数字乡村发展规划编制工程中标金额28万、湖北宜城镇数字乡村发展规划编制工程中标金额42万。

3.4.3从中标单位来看，本地企业和大型互联网企业占据行业优势

本地公司承接的项目总数占比最高，近七成；小型互联网企业的项目总额占比最高。以阿里巴巴、腾讯为到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均采取前期借助与县级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定，后期通过单一来源采购方法与当地政府推行合作，中标金额大个别在百万级，也有千万级的综合项目及百万以内的专项服务工程。此外，以三大电信运营商为主体的联通企业中标占比15%，主要借助省市分公司拓展本地化工程，其中走在前列。

3.5互联网企业深入布局，抢占产业行业先机

近年来，阿里巴巴、腾讯、拼多多等互联网企业纷纷布局农业乡村领域，除了有在基于互联网的农产品电商基地直采等新型农业行业模式、农业乡村流通现代化方面的实践之外，还在乡村产业、乡村治理、乡村文化等领域进行数字乡村的全方位战略推进。

腾讯成为“为村”数字乡村系统，用互联网推动党建引领精准扶贫、乡村社会管控，截至2019年9月，全国共有14231个村庄、超过250万认证村民加入“为村”社区，共覆盖全省29个县级行政区，主要集中在北京、广东、内蒙古、四川等省；阿里巴巴创办数字乡村事业部、数字乡村实验室，与数十个县市签署了数字乡村合作协定，并于2020年公布“2020春雷计划”，用数字化的方法兴农助农；京东在数字乡村领域的建设逐渐铺开，与签署战略合作协定，将以人民日报电子阅报栏和乡村社区政务信息服务为核心，积极热衷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与县域融媒体中心建设，助力数字乡村建设，服务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