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实推进数字乡村治理

在数字乡村、数字治理等方面，国家已经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2019年5月）、《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2020年1月）、《关于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的通知》（2020年7月）、《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2022年1月）等，形成了有力的顶层设计与政策支撑。

各县、乡镇政府应参照国家层面政策框架，精准制策、施策，形成统筹协调、衔接联动机制。一方面，加强乡村治理信息的获取、整合与分析，编制符合乡村实情的治理规划、政策框架与试点方案，进行分级制政策试验，把握政策的关联性与精准性，统筹配置信息、资源、技术、制度等要素，将政策试点地区经验结合本村治理资源、文化传统与知识结构，分类施策，精准推广，使政策预案与治理需求精准匹配，政策目标符合村民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加强政策宣传与引导，将政策理性转化为实践感性，发挥信息知识、技能的扩散效应，使村民明晰政策背后的行动逻辑，建立数字治理空间图景，提升参与度和责任感，共享数字生产生活方式智能化、便捷化。

建立以农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数字治理要以村民治理需求、利益为中心。要促进村民参与治理全过程，激发村民对于村级政务、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话语表达，赋予民主监督权力；关注村民的价值认同、使用体验、情绪表达与意见反馈，将其作为治理的评判标准、决策遵循与运行基点。

发挥四类治理行动主体功能优势。一是政府引导主体，如第一书记、驻村干部、科技特派员等，发挥组织者与领路人的作用，负责定期组织数字信息知识、技能培训，开展数字乡村专题培训，综合提升村民数字素养和治理能力。二是社会辅助主体，如信息技术企业，发挥市场在治理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由政府购买服务，委托他们搭建数字信息基础架构与治理模块，为数字平台开发、运行、维护，以及数据采集分析等提供技术服务支持。三是村庄精英主体，如新乡贤、农村青年、返乡大学生等作为数字治理的生力军，提供智力支持，发挥传帮带作用，加快推动数字治理概念、理念向治理能效转变。四是普通村民自主主体，以家庭为单位作为数字治理的主力军，加强其数字扶贫扶智，提升数字意识、数字能力，使其掌握、运用数字治理平台系统，破除信息孤岛、数据壁垒，其中尤其要关爱留守妇女、儿童、老人群体，完善相关帮扶服务体系。这四类治理主体应加强协调治理关系，科学划分治理权限，协同互动，发挥体制组织与社会力量合力，共治村庄公共事务，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维系村庄集体利益与公共价值。

数字技术与数字媒介融合。数字治理技术大致可划分为信息技术与媒介技术两类，如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负责组建数据信息基础架构与治理模块；如自媒体、融媒体等，发挥信息传递、文化传播、组织动员等功能。综合运用两类技术，搭建电子政务平台，涵盖各项民生事务，提供涉农信息发布、政策咨询、办事指南、村务公开、惠农支农、民意收集等综合服务；设立协商议事平台，实现跨地域、层级开展线上议事、智慧调解等活动；建设智慧监管平台，对村落公共安全、道路交通、生态环境等智能感知、监管；建立宣传交流平台，加强政策宣传、舆情引导，传播乡土故事，增进乡情乡亲联络。

数字技术与积分制、科层制融合。数字技术是治理制度运行的技术支撑与效率保障。数字技术赋能，建立信息化、智能化积分治理系统。作为联结技术，有助于形成若干积分单元，实施网格化管理；作为服务技术，有助于建立积分管理平台、网上积分超市等；作为数据治理技术，有助于提升积分治理权利调配与监督；作为媒介技术，有助于积分治理案例推广与传播。

健全完善长效治理机制。数字治理要警惕痕迹主义，规避落入表面数字化陷阱，成为基层政府赶时髦、宣传政绩的噱头，成为乡村治理场域的点缀与装饰。因此，要建立系统、科学、规范的长效机制。一是保障机制。健全配套相关法规政策、制度办法，保证治理资源、经费支撑；保障数字信息产权、数据监管与安全，确保各类行动主体的职责、权利、义务，及其相关激励与惩罚措施。二是联动机制。实现体制力量、市场力量、内生力量协同、互动，在关键技术方面，推动政府组织与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等共同协作。三是反馈机制。各乡镇政府要深度挖掘、关联整合、智能分析各村数据信息，实现源头治理、精准治理，从“事后处置”到“事中化解”“源头防治”的有效升级。四是防范机制。提升数字信息安全风险预警与应急处理能力，增强数据信息安全意识。